编者按

　　在深圳市博物馆里，笔者曾看到这样一张大幅照片，意气风发的青年工人列队走出来。从昔日的小渔村、小城镇到今日的高楼林立，在上世纪末，珠三角城市群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而崛起。而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也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这里。

　　现在，珠三角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普遍步入半百之年，行将衰老。

　　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是不同的，用工需求自然也不同。随着珠三角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所能从事的劳动岗位已经越来越少。更令人忧心的是，在打工二三十年后，许多人依然没有融入城市，并且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

　　希望随着中国社会保障的日益完善，他们能够更多地拥有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夕阳红”。

　　1984年，来自广东连州的黄先生，随着“南下打工潮”，到佛山打工。那年，他21岁，身强力壮，什么活儿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那时城市赚得多，同村的年轻人都成群结队地想来城市。”

　　2015年已经过去了，黄先生51岁，与妻子和两个儿子租住在4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没有医保也没有社保。

　　这样的经历，是第一代打工者人生的真实写照。

　　南下，为了一片“瓦遮头”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相继成立经济特区，四个经济特区中有三个位于广东省。

　　1984年，14个沿海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包括广东省的广州市和湛江市。

　　随着“南下打工潮”的涌动，大量的农民工离开故土，前往珠三角打工，来自农村的他们，对于打工的待遇要求并不高。而此时，劳动力成本低，是珠三角外贸企业在国际上的一大竞争优势。

　　“那个时候的工作条件很差。”来自广东省中山市的何先生告诉记者。何先生出生在中山市最南端的坦洲镇，上世纪80年代，他也跟着同乡一起去珠海打工，在陶瓷厂工作。那时候，何先生每天都要凌晨5点钟起来，然后骑上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上班，一直做到晚上五六点，再骑两小时自行车回来。“车间里有大量粉尘，噪音很大，而且高温难耐，让人吃不消。”

　　但即便是这样的环境，依然吸引了大量打工者南下，用来自连州的黄先生的话说，“以前农民的生活过得捉襟见肘，出来打工不担心吃饭也有瓦遮头。”

　　打工的这31年里，黄先生跑过运输，开过烧鸭店，进厂里打过工……最穷的时候兜里只剩几个钢镚儿，现在，他年过半百还在跑运输，月收入四五千元，与妻子和两个儿子租住在一间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记者在他的房间里看到，房子采光不好，闷热不通风，即使是白天也要开着灯，“夏天根本无法睡，我们都是打地铺的。”屋里家电很少，大部分是亲戚朋友的旧货。

　　2015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4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全国27395万农民工当中，41岁~50岁的农民工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在2010年~2014年5年间增加了4.2个百分点，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由35.5岁上升到38.3岁。逐渐失去年龄优势的他们，正面临着各种烦恼。

　　比如，老了以后靠什么维生？

变化的只有年龄

　　2014年，深圳市的一场官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农民工的关注。

　　1994年，肖大姐从老家南下来到深圳的一家服装厂打工。制衣车间里大量粉尘让她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无论天冷天热，疲劳兴奋，说话唱歌，都会不停地咳嗽。但整整20年时间里，工厂只给她缴纳了不到8年的养老保险，还差7年多，才够资格领养老金。如果她把养老保险中的余额转回湖南老家，便只能从60岁起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标准，每个月领取100多元的养老金。“100多元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对肖大姐及她的工友来说，养老金，关乎他们后半辈子的生活。

　　《2014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2014年进城务工人员中，仅有16.7%的人缴纳了养老保险。有些城市的比例高一些，比如深圳，有超过八成的劳务工都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参保年份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在未来几年退休，仍会因缴费年限不足而无法领取养老金。

　　补缴养老保险，这是肖大姐想到的方法。但是，她要求补缴的请求却被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绝。该局回应，依照2013年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社保追缴以两年为限，超过两年部分并不强制补缴。对于超过强制补缴年限部分，细则尚未出台，目前无操作办法，以此回绝了补缴请求。

　　无奈之下，2014年7月，肖大姐和制衣厂的其他工友起诉深圳市人社局，一审败诉，等到了去年7月二审，他们等来的还是败诉的判决结果。面对这样的结果，肖大姐不想放弃，“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其他的希望能够去争取一下。”

　　打工31年的黄先生也没有保险，他总是安慰自己，发生意外毕竟是少数，不太可能会轮到自己头上，而每年的医保社保省下来可以给儿子多买几个玩具。对于很多打工者来说，未来的养老问题，虽然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在很多第一代农民工看来，他们在“裸着”老去，打工二三十年，自己依然租住在他乡，并没有多少积蓄，也缺少相应保障。和初次南下时相比，变化的只有年龄。

　　是走还是留？

　　而对于已有社保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还有其他担心，就是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适应城市的发展节奏了。

　　来自茂名高州的李先生，是村子里最早外出打工者，1984年到珠海一家工厂做工。后来，他去了深圳的一家供电厂，因为供电厂待遇好，又有熟人介绍，于是转行成了一名电工，从最简单的接电线、电路安装开始，跟着前辈一步步地学。20多年之后，他的月收入涨到了5000元。由于工厂一直都按规定缴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因此退休时，李先生每个月都能领到养老金。

　　但他也不是没有担心，“本来我们农村出来的就没有城市人有竞争力，现在年轻一代又有文化学东西又快，更不能跟他们比。他们做工很容易就可以升职了，但像我这样干了几十年还是电工一个，工资虽说是涨了不少，但物价这些也跟着涨了。”如今，连他的外甥都当到了电工组长，管着十几个像他一样的电工。

　　2013年，广东开始实行“腾笼换鸟”，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产业被淘汰。正在进行产业转型的城市，能够为缺少技能、又无年龄优势的第一代农民工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高的都市生活成本，也成了他们必须直面的困难。“孩子读书要钱，家里生活要钱，等到以后孩子结婚买房还要钱，还是趁现在还能干活的时候多赚点。”李先生说，生活压力之下，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要退休。

　　回去，也成了一些人的选择。有第一代农民工向记者坦言，“如今农村户口的福利不错，有地有分红。”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已经越来越多，《2014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而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回去的生活，对于年龄已高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回去意味着打工这么多年，一切又重头来过。另外，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何先生就很羡慕城市里的医疗条件。因为他的侄女得了一种罕见的肠胃病——克罗恩病，需要一直吃药，而这种药只有在大城市才有。他看着侄女每隔两到三个月就要去广州看病拿药，非常奔波，比看病更麻烦的，是拿着农村医保到城市看病后如何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