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王十月，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本名王世孝，当过流水线工人、建筑工、调色工、编辑，2000年开始发表作品，被认为是“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无碑》、《国家订单》、《收脚印的人》等。这三部作品都描写打工生活，其中《收脚印的人》更是直面暂住证之恶。《无碑》曾入选矛盾文学奖备选名单。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中篇小说奖。
《天涯》2010年第1期曾刊发王十月《我是我的陷阱》一文。在这篇自述文章里，他回顾了自己在深圳打工和在“非法出版物”（打工文学刊物）当编辑的经历。
一
过完2000年春节，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要不要去D厂打工？家人的意思，当然要去，这份工来之不易，且家里还欠了许多债。我在D厂干了一年，从杂工做到部门主管，还负责工厂的质量督察。但我决定跳厂。原因有三：一是去年腊月二十八我才从广东回家，想在家里多呆几天，再说正月去广东车票一票难求，我无法在D厂规定的正月初八赶回去开工；二是去年年底发奖金，同宿舍的主管奖金比我高，我颇觉受了轻视；其三，去年我在一些报纸和打工类期刊发表了十多篇千字文，这让我自觉今非昔比，不再是无技术无文凭的捞仔，而是一作家。我把发表的文章剪下，贴在笔记本上，想，拿它当中专文凭应没问题。
我想找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一年前，我在家养猪，亏光了多年打工的积蓄，把妻子的金项链也送进了当铺，还欠一身债，其时的愿望是投奔在陶瓷厂做搬运的大哥，希望也能进厂当搬运工。我拿着哥寄给我的路费，再次来到广东。哥安慰我，天无绝人之路。然而哥的厂不招工。谋一份搬运工不得，几经周折，终于进了D厂当杂工，当我用半年时间从杂工做到部门主管，现在却因老板在奖金上对我的轻慢而决定出厂，我很快忘记了一年前找工不着，夜宿佛山汾江边的窘境。
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反思这一行为时，觉得这里隐含着一个人的自我定位问题，当然，也有生存和发展、生存与尊严的问题。当生存是问题时，人是无暇去思量发展的，遑论尊严？而解决了生存问题，发展就成了硬道理，对尊严以及认同感的要求，也凸显出来。我认为这一切皆是欲望使然。欲望并非贬义词。渴望发展是欲望，渴求获得尊严也是欲望。十年后，我在一篇小说的题记中写道：欲望是第一生产力。
不知这是否算我的谬论，也不知是否有人进行过类似阐述。我固执地认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正是欲望这台发动机。人类正是因为有了比其他物种更多元、更丰富、更复杂的欲望，在食欲和性欲之外，还有了美的欲望，表达的欲望……等等，才一步步进化成现在的人，成为这个星球现阶段的统治者。欲望是一把双刃剑，人类的进步与欲望有关，而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非自然的灾难，也都是某些人物欲望的产物。人类的欲望还催生了自然的灾难，比如温室效应。
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出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要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现在，邓小平担心的问题不幸成为事实。其实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起来的人，这个想法，和毛泽东一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的前提是先富起来的人是高尚的，是乐于奉献的，他们能有效约束自己的欲望。欲望是个无底洞，想用先富起来填饱，显然是不可能的。并非每个人都是欲望的奴隶，人类有天生的自我修复功能，在进化的长河中，渐渐产生了道德感、法律……等等，从内部和外部来有效约束欲望。欲望是生产力，也是陷阱，每个人的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每个人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同放纵自己的欲望与约束自己的欲望作自我抗争。
说回我的2000年，我决定离开D厂，正月过完了，我才从湖北来到南庄，并且住进了离D厂不远的一家十元店。我拿着剪报贴本出去找工作，堂而皇之地进入佛山人才市场，结果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理想，没有哪家工厂需要会写豆腐块的打工仔。我在某天晚上偷偷溜进D厂看望我曾经的工友，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妹。在过去，我是她们的主管，她们一直管我叫大哥。我曾在一篇散文《总有微光照亮》中写到过她们，她们的善良，她们的感恩。
我的这些妹妹们见到我很高兴，围过来问我怎么跳厂了，问我在哪里做，有位女工见到我，不理我，转身跑到一边，我问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质问我为什么要离厂？她哭了。另外几位女工也希望我能回D厂。第二天，老板听说我回了南庄，托人带话，约我谈了一次，老板说他是想重用我的，奖金的事是个误会，是另外那个主管在吹牛，我们的奖金标准一样。
找工受挫，我正在后悔，老板的挽留和工友的泪水，给了我一个体面的坡。我回厂了，还是做主管，那个接替我做了二十天代主管的工友很失望，对我颇为不满，弄得我觉得亏欠他许多，排工时总想补偿他点什么。而部门原来的那些女工却很感动，认为我是为了她们才留下的。细究起来，有这个原因，但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如果我在文章中只强调这个原因，就可以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比较高大。我们在许多的回忆性文章中，不难发现此类笔法。所谓一扬一抑，雕虫小技耳。突然想到鲁迅评价《三国演义》，“写刘备忠厚而近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出了一身汗，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千万别为了彰显自己的忠厚而落入近伪的地步。
还是想打扮一下自己。留厂之后，有件事值得一提。这件事事关欲望，是我这样的打工者，在努力融入城市过程中，在接受同化与拒绝同化的挣扎中迟早会遇到的暗堡。在我留下后不久，做业务的经理请我和另外一位设计师晚上去佛山的酒城喝酒、K歌，打工十多年来，初次进入这样的场所，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那么多的美女，那么多的雪白的肉体，也第一次对销金窟、纸醉金迷这样的词有了粗浅的认识。经理很够朋友，说要请我和设计师“开开荤”，要给我们开房，我和设计师吓得找借口逃之夭夭。
但回来的路上，我和设计师都显得颇为兴奋。回南庄的时候，已是凌晨一点，很不幸，遇到了治安队，我和设计师假作镇定，从治安员面前招摇而过。这是长期和治安员作斗争获得的经验，看见治安员你不能怕，你越怕他们越查你，你得装着没事一样，大大方方从他们面前过。然而那天，我们从治安员面前走过了一二十米，突然被治安员叫了回来。那时我留长发，我听见一个治安员喊：“丢老母，那长头发，叫你呢，返来。”我们没有暂住证，半夜三更，又留长发，还有什么好说的？屁股上挨了两脚后，老老实实双手捧着后脑勺蹲在一边，最后自然是交了罚款才获得自由。我问治安员要罚款收据，结果是屁股上再多讨来了一脚，弄得我们颇为后悔，早知如此，不如听经理的“开开荤”。
又提到了治安员。在被人称之为“打工文学”的小说、散文中，治安员极少以正面形象出现，起码我当了四年打工文学刊物的文学编辑，未曾看到“打工文学”中出现一个正面的治安员形象。治安员里无好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治安员，在某一段时间内，恰恰又扮演了社会治安的破坏者，治安员和打工者关系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有个朋友，写小说，曾经当过治安，文职的，抄抄写写做点宣传。他以发生在身边的事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结果他们队长看到了，对号入座，很是恼火，骂我朋友是“反骨仔”，并勒令他“马上滚出深圳，否则老子见一次打一次”。
据说现在进入了所谓的“后打工时代”，关于“前打工时代”和“后打工时代”的分界线，似乎未有定论，有人划在新千年，有人将温总理给农民工讨工资划作分界线；也有人认为，孙志刚事件是“前打工时代”和“后打工时代”的分界线。孙志刚事件之后，国家取消了收容制度，打工人行走在大街上，也多了一份从容。治安员已经成为历史，似乎没必要揪住不放，但有些地方，这种对立关系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我曾经听某位管政法的官员在大会上很愤怒地咒骂媒体，就说是这些记者们闹的，弄得“我们区公安局一年少了十几亿的收入。没有钱，治安自然恶化”。政法委书记把治安恶化归结为取消了收容制度，因此揭揭旧伤是必要的。
二
好了伤疤忘了痛，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我也不例外。
2000年5月，命运给了我一次机会，当时名声颇响的打工刊物《大鹏湾》邀我加盟。我离开工厂，成为一名编辑。后来才知道，我有幸当编辑是多么偶然。当时，我有篇小说发表在《大鹏湾》，要配照片，就交了一张登记照。这张登记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照登记照，背后的布上是印有标尺的，便于确认身高。可能照相时背景布没拉直，本来一米七七的我，照片上显示身高一米八三。
当时《大鹏湾》招编辑，我是众多备选之一，在其他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的身高就成了优势，因为我们主编喜欢打篮球。当主编见到我本人时，多少有些失望，得知我根本不喜欢运动，是典型的“龟息派”，能坐着不站着的那种，就更加失望了。好在我工作卖力，主持的几个栏目办得还有些声色，三个月的试用期后，终于留在了杂志社。后来我常想，如果当时照出来的身高不是这样，我将继续在工厂打工，我的命运会是怎样？我不得而知。
我们刊物是采编一体，从打工仔突然变成记者、编辑，那种兴奋可想而知。我在办公桌玻璃下压了一张纸条，上书“铁肩担道义”五字。我以为我能做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人。从2000年5月到2004年4月，我一直在这家刊物打工。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年间，我的改变很大。最大的改变，就是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老油条。我似乎成熟了，但也丢失了许多品质。现在，当我有机会再次成为一名文学编辑时，我很珍视来稿中那些最初的、质朴的东西。
而当年，当我走进《大鹏湾》时，我深信“铁肩担道义”，离开时，已变成“著文只为稻粱谋”。是什么使然，我觉得值得深究一下。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当我在工厂打工时，我觉得《大鹏湾》是一份了不起的刊物，它为打工者说话，它揭露打工黑幕，在铁屋子里发出呐喊，我天真地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进了杂志社才知道，这份月发行量曾逾十万份的刊物只是一家内刊，没有全国刊号，差不多属“非法出版物”。而我们所谓的“记者证”，在深圳市宝安区范围内还好使，离开宝安就不灵。
我曾经试图为自己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为一个颓废主义者找到借口，我找到了一些故事。比如：进杂志社后不久，我和同事曾解救过一个据说是被强迫卖淫的女子，几个同事安排了她的吃住，第二天，我给她买了回家的车票送她回家，给司机钱让司机带她一起吃饭。后来得知，刚出宝安她就下车了，而据司机说，车一开，她就在打手机和朋友联络。而那时，我们这些所谓的记者们，每人腰里还只别着一个寻呼机。
又比如：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自杀，他要把人生最后的一个电话打给我们。我约见了他，倾听他的故事，也做了必要的调查。他的故事很感人，从打工仔做到老板，后来工厂毁于一场大火，他坚持付清了所欠工人的工资，直到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劝他好好活下去，并为他写了一篇报导，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反响，每天都能接到一些转给他的信。后来我得知，他利用读者的同情心骗了不少钱。南山区的一位读者，出于对我们杂志的信任，一下子就被他骗了五万元，而我一直蒙在鼓里。开始他还会经常给我电话，或者来杂志社拿读者给他的信，当我得知他骗人钱，在电话中质问他为什么骗人后，他就永远消失了。用余华的话说，像水消失在水中。那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清楚，是什么让一个准备放弃自己生命的人，突然变得如此不堪？在他的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自责，觉得那些人被骗我难辞其咎。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我变得多少有些冷漠。人心与人心间多了一层怀疑。
多年以后，我读到一本叫《人的问题》的书，书中提到“道德的运气”，每个人，面临着不同的“道德的运气”。我能指责他们，无非是道德运气比他们更好一些。如果我遇到他们同样的处境，我真能比他们的选择更高尚吗？我不敢给出肯定答案。因为假设的处境，和设身处地的感受有着天壤之别。刀子割在身上的痛，和想象一把刀子割在身上的痛没有可比性。同样是多年以后，我开始阅读一些佛家典籍，知道了“有相布施”和“无相布施”的区别，才蓦然觉醒，并为自己的过去而汗颜。那时打工者的处境比现在要严峻许多，而一份打工刊物，在他们心中，差不多就是最后的诺亚方舟。读者给予了我最大限度的信任，他们遇到工伤问题给我们电话寻求帮助，他们遇到情感问题给我们电话寻求安慰，他们把人生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我们，他们对未来抱有最后一线希望。而我呢，我对得起他们这生命最后的信赖吗？我是多么狭隘，仅仅因为一些欺骗就变得冷漠起来。“我本将心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是他们的不幸。
我忽略了另外一些故事。比如蛇口一位准备轻生的人给我写信说他是个同性恋者，很苦恼，想自杀，但在接到我的信后，他回信说他走出了阴影，并为当初的轻生之念感到羞愧。比如一位走投无路的打工者，生了病，手无分文，他决定到《大鹏湾》来试试，我给了他一点小小的帮助。多年以后，他几经周折找到离开杂志社当起了自由撰稿人的我，那时他已是上海某公司驻深圳的经理，事业有成，他很感激我，一直想着报答我。
然而，我还想追问一下，不是为自己开脱，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想一想，又是什么，让他们，这些打工者，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份刊物身上？
打工文学刊物，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甚至新千年之初，深深地影响着一代打工者。一份内刊，仅在珠三角月销量逾十万份，其中原因，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深深影响过一代人一样，曲异而工同。打工者文化生活的贫乏，成就了当时的打工文学刊物。然而天地良心，我们当时并没有用全部的热情办刊，也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其实能担当更多。
三
再为自己找一个借口吧。我会说，一份非法出版物的力量是何其有限。我们时时面临着停刊的风险，我在《大鹏湾》做了四年，其中停刊两次，一次达半年之久。而我之所以进入杂志社，也是因为遇到了停刊，前面的编辑走了，而我离开杂志社不到两个月，《大鹏湾》就永久性地停刊了。但现在，珠三角的书报摊上，依然可以看到《大鹏湾》，聪明的书商知道这三个字的价值。现实像一盆盆凉水，渐渐浇灭着我曾经的激情。刊物随时面临停刊，我们的工作干干停停，既要编稿写稿，又要联系内地有刊号的刊物合作挂靠，刊物每停一次，发行量就要下去一半，又要想尽办法搞发行。前途未卜，风雨飘摇。一个北京来的骗子吹牛说有通天本事，能为我们拿到刊号，结果把杂志社上上下下哄得团团转。我清楚，我随时可能重回工厂。而妻子没有工作，孩子眼看要上学，总之是眼前一片黑暗。有的同事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自考，而我，却常常借酒浇愁。
喝酒是常事，经常醉醺醺半夜三更被朋友架回家。有时喝醉了酒，一群人半夜三更走到海边，大笑、大叫、大哭，听崔健的摇滚。心中有太多的理想，但找不到通往理想的路。那时宝安有个大排档，排档前有几棵桂花树，我们常去那里喝酒，喝醉酒，或爬上树去，或把寻呼机扔进旁边荷塘，或把酒往头上倒。我们从晚上七八点喝到次日凌晨四五点，记得和一家报社的记者们酒后打过架，记得酒后在宝安的大街上顶着狂风暴雨踢翻一路的垃极桶……半夜三更开车去布吉，醉醺醺回到办公室，当真是丑态百出。现在想来，何其荒唐。但那是我苦闷的打工岁月中曾经的真实。
细究一下，之所以这样，实在是在工厂呆得太久，知道工厂打工的苦，好不容易离开工厂，我不想再回去，受苦是次要的，当编辑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让我经常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这种被人尊重的感觉真好。比如，怀里揣着记者证，在宝安，我不用害怕治安仔，有朋友被抓了，CALL我，我还能从治安手中免费把人捞出来；比如那时开始禁摩，但我可以骑着挂有“采访专用”的摩托车上下班；比如我的亲戚朋友遇到劳资纠纷，他们可以不用去找劳动局，而直接找我……我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而是因为这份职业。我不想失去这些可怜的既得利益，但又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溜走。
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提议禁止农民工进入北京，反对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学者，不管他们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并从理论上把禁止民工入城、反对取消农村户籍上升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我一眼就看穿他们的把戏，他们无非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的蛋糕就那么大，突然多了这么多人来分，就有可能把本该给他的蛋糕切掉一块。中国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看穿这个本质之后，我自然就能理解那些学者为什么这样说。但问题是，怎么分配的游戏规则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草根们又缺乏为自己争取蛋糕的合法手段。说到底，我从来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的拥护者，而是寄希望于温情脉脉的改良。清醒者总是痛苦的，也许，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是不错的逃避。
2008年，女儿上小学五年级，一次家长会上，老师念了篇孩子的作文，题目是《给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那位同学说，她希望爸爸不要再喝酒了，说爸爸喝醉酒打过她。我妻子去参加家长会，后来她对我说，当时她听了，心里很鄙视那个没有教养的酒鬼家长。当她得知那文章出自自己女儿之手，那酗酒打孩子的家伙原来是她老公时，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其时我不酗酒已多年。我想起来，有那么一回，我是酒后敲了女儿的头，那时，女儿三四岁吧。没想到，这阴影，一直埋藏在孩子心中。
其实不用讳言，打工近二十年，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脱离打工阶级，努力融入身处的城市。我并不觉得城市代表恶、乡村代表美，处处有恶，处处也有美。我喜欢城市胜过乡村。我这样的说法，曾经被人指责为忘本，将来也许还会被人指责，但我想，我说出的是许多从乡下来的打工者的心里话。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只要他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谁也无权指责。
2008年在鲁院期间，有位作家给我们授课，他认为现在乡村被破坏了，到处修着一样的洋楼，乡间小路也不再是石子路泥巴路而是水泥路了，这位作家忧心忡忡，觉得乡村再也没有了诗意。我当即表达了我的愤怒，难道农村人就该住在破破旧旧的房子里，走在泥巴路上，来满足你这种虚伪的诗意？然而，对于多年前的我来说，许多年的努力，这个愿望依然是茫然的，融入城市，只是一种美好的梦想，理想有现实的差距，某种意义上扭曲着人心。麻木与沉沦，足足三年时间，我几乎没写什么小说，也负了铁肩担道义的初衷。所有外在因素都是借口，真正变化的是自己的内心，那些软弱、自我、逃避，轻易把理想淹没。
2004年，我离开了杂志社，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读书，写作。浮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已过而立之年，也该想一想这辈子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我近而立之年才开始写一些豆腐干，而差不多三十五岁，才真正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写作。由最初的想找一份工作，到后来的想挣钱养家糊口，再到后来的觉得自己对提升打工文学有着一份责任。而现在，写作不再是为了这些，写作成为我和这个世界沟通的工具，成为我表达自己的思考与观点的手段。想起在鲁院学习期间，有同学说他一直把我引为对手。当然，他指的是文学上的。我感谢他对我高看一眼，但我对他说，我只把自己当对手，我要努力战胜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