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天津大剧院，一场迟到的诗歌朗诵会正企盼着观众的到来。因为售票情况不理想，本定于3月的演出推迟至今，虽然可容纳200多个座位的剧场只卖出67张票，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爽约。

　　这次诗会的主角是一线的普通工人，这是他们第一次站在国家一级剧院的舞台中心，并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台上，他们是略带羞涩的诗人

　　天津大剧院小剧场的舞台被布置得粗犷、简单：几把小板凳、一套学习桌椅、一把吉他，角落里的一张宣传栏上贴满了各行各业一线工人的特写照片；一个书架上放着一些散落的书和两顶黄色的安全帽……这一切的陈设都在预示着一场朴素、真实的诗歌朗诵会即将开场……

　　卖票加上少数赠票，演出正式开始前小剧场里有过半的座位坐了观众，他们中有90后大学生，有70后80后的青年，也有半世沧桑的中年人，还有几个和父母一起来的孩子。晚上7时30分，演出正式开始。除了彝族的吉克阿优身着民族服装外，其他几人都或穿工装或穿迷彩服和牛仔裤，一如他们平日在工厂一样，唯一的女工邬霞白衬衫加绿裙子的打扮为诗会增添了一丝柔情。

　　随着一首《车间女孩》悠扬的歌声，3个身穿白色T恤的女孩轻声唱起：

　　脱去喜欢的衣裳/换上统一的服装

　　踏入喧闹的车间/看到对班疲惫的脸

　　……

　　《我的诗篇》纪录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搭载工人下矿井的电梯，安全帽下一张张黢黑的脸，乡村公路上缓缓驶离的摩托车，电钻喷出繁星般的钢花……一个个工人陆续登台，背景音乐里播放着矿井下叮咚作响的水滴声、车间里嘈杂的机器声，他们用平缓甚至略带生涩地乡音朗诵：“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长填着鸭毛/我被换做‘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选自吉克阿优《迟到》）

　　高潮处，他们从心底发出呐喊：“漆黑的地心，我一直在挖煤/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选自老井《地心的蛙鸣》）这声音是未经任何润色的，有些沙哑甚或有些激动地颤抖着。

　　演出以电影、民谣、诗歌的形式交相呼应，当民谣歌手用一声“嗨”来鼓励观众互动时，观众席上也跟着和起来，那“嗨”声越传越高，越唱越多，掌声四起……演出接近尾声，观众席上已有人眼角湿润，少不更事的男孩低声问妈妈为什么哭，妈妈没回答却一直在鼓掌。

　　一位姓赵的先生告诉记者，他和爱人都是大学老师，因为对诗歌的热爱来试听这场朗诵会，但他也有担忧：“他们的诗歌是真情实感的，是自身对生活甚至是苦难的切肤体验，但比起专业人士，他们本人朗诵能不能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转念一想，又觉得他们站在这里，本身就是对诗歌的一种最好诠释，通过自己朗诵，把他们生活本真地呈现出来，我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存在感。”

台下，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

　　5月23日下午，制衣厂女工邬霞、钢铁工人田力、制鞋工唐以洪、充鸭绒工吉克阿优、锅炉工白庆国、煤矿工人老井等9位来自工厂第一线、来自草根阶层的工人正坐在天津大剧院小剧场的观众席上，趁排练的间隙，他们亲切地交谈着，互相合影留念，排练的紧张气氛丝毫没有影响到大家兴奋的心情。或许是早在三月份的时候，记者曾对他们之中的几人进行过电话采访，这次采访，他们都很放松。

　　16时20分，《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开始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导演吴飞跃说：“马上开始正式彩排了，请大家坐在指定的座位上，千万不要走开。”刚刚还很活跃地和旁边人聊天、合影的80后彝族小伙吉克阿优安静下来，他悄声对记者说：“其实，我平时在工厂是一个话少的人，有时候一个人待一天一句话也不说，但见到大家就很兴奋，有好多话想说，上次皮村那场朗诵会我们才认识，但这次再见面就好像老朋友一样开心。”

　　老井，是他们中比较年长的一位，今年47岁，他告诉记者，他写诗有20多年了，煤矿工人的身份让他的诗歌也成了煤矿工业的一部浓缩发展史，他的诗歌里表现了从用手镐刨煤到电钻挖煤到现在大机器铲煤的发展变化，老井说：“产煤机的使用让采煤变得简单了、安全了、多效了，收入也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增长了，只是现在招工没有以前多了。”机器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抢”了很多工人的饭碗。

　　“写诗，纯粹是个人爱好，顶多换个烟酒钱，对生活改善毫无作用。”从江苏到广西，从浙江到四川，几乎奔波了大半个中国的制鞋厂工人唐以洪告诉记者。辗转奔波、居无定所，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问他们为什么坚持写诗，他们的回答都是说：“因为喜欢。”因为喜欢，他们专门请假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因为喜欢，他们可以在深夜工友都早已酣睡时趴在被窝里举着手电筒读诗、造句。

　　邬霞，1982年生人，是这次诗歌朗诵会里唯一一名女工，她告诉记者：“我从14岁就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打工，制衣厂里的女工，每天生活都很枯燥，写诗是我对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宣泄方式，除了写诗，我还写言情小说，那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想往。”

　　诗会策划、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告诉记者：“在这个社会上，工人是一个大众的群体，而工人的诗是一个小众的话题，他们在工友中也算另类，甚至隐瞒了自己写诗的一面。但无论是从社会意义还是文学意义上来说，工人诗歌的存在都是一种社会必然，就如同陶渊明开创了伟大的田园诗派对称于农耕文明一样，工人的诗歌作品对称的是现代工业文明。”

　　因为坚持，工人诗歌会走得更远

　　21点10分，朗诵会结束了。从观众自动起立此起彼伏的掌声中，从台上台下都泪流满面的视线中，无论是策划秦晓宇、导演吴飞跃，还是承办这场朗诵会的天津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诗会。

　　其实，在正式演出之前，《我的诗篇——草根诗会》经历了一个难熬的孕育期，不仅票价一降再降，并从三月延期到五月。策划者还来到高校和工友中间宣传推广，为了扩大影响，把“工人诗会”改成了“草根诗会”，并邀请新近走红的湖北诗人余秀华加盟。

　　秦晓宇说：“从去年策划到现在，通过努力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大的改观，比如在‘五一’劳动节之前中央电视台记者专门去上海找到我们，我们推荐了几个工人的作品，新闻联播随后播了邬霞、田力的诗歌。”

　　有意思的是，在朗诵会进行的同时，由林兆华执导，话剧演员濮存昕、陶虹主演的《建筑大师》在天津大剧院的另一间展厅可谓高朋满座，演出结束后，在天津大剧院院长钱程的建议下，两个剧组在剧院地下一层的餐厅来了一场特别的聚餐。

　　听说要和濮存昕一起吃饭，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觉得这个“意外收获”来得太突然。良辰美酒，有诗为证。没有脚本，没有彩排，大家开始了一场即兴诗会。濮存昕用他专业的朗诵水平征服了大家，工人们也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人们。

　　濮存昕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的文字很有想象力，修辞、比喻都用到了，感情那么真挚、质朴。”

　　秦晓宇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写的诗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而这是文学审美之外的意义。”

　　这个在中国有着3亿多人口的庞大群体，这些来自于车间、厂房、工地的一线工人们，他们只是一群平凡的人，是一群走在人群里会立刻被淹没的人，就像他们所发出的声响也会立刻被这个喧闹的社会所遮蔽一样。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自己的诗歌。同以往采访一样，当记者问他们：“还会坚持写作吗？”“会！”每个人都坚决地回答。（记者  周倩）